邹冠炀

他，曾获评“广东省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当下，他又撰写多篇决策咨询报告，为领导决策和疫情防控积极建言献策，他是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深耕者，他就是本期读书人——邹冠炀。

邹冠炀出生于广东梅州的一个教师家庭，1996年考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英语（国际商务秘书）专业。200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广东省卫生医疗对外合作服务中心（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事务中心）工作，从事广东省援外医疗队管理和对外交流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一“钻”就是八年。2003年春天，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在广东暴发。广东是我国最早发现“非典”病例，也是“非典”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邹冠炀被抽调到省卫生厅“非典办”，负责外事联络、对外交流工作。期间，他有幸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官员和专家的来访接待和翻译工作，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突出，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评为“广东省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对于自己的专业和角色，邹冠炀有着清晰的定位，“我们这个专业的人虽然不在一线，但充当卫生系统对外交往的桥梁，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和能量同样重要。当时全世界都盯着中国，广东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上，我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我还是很荣幸能参与到这样的工作。作为一名翻译人员，向国际组织官员和专家传递了广东抗击非典的成功实践。”

在卫生系统八年的工作中，邹冠炀同样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从英语语言领域跨越到公共卫生领域，虽然在一个偏管理型的工作岗位，但是周围同事都是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邹冠炀有点“底气不足”。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邹冠炀决定继续深造，突破现在的自己，为自己在英语之外建立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在“翻译官”的岗位上，受工作上的耳濡目染，特别是受到参与抗击“非典”疫情工作的启发，邹冠炀开始思考当时的中国卫生系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转变重心，对于公共卫生事业进行更专业、更深层次的学习，‘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初心是为了将来能为中国卫生系统多做些实事。”

“万里路要行，万卷书也要读”，“知行合一”才能行稳致远。从此，邹冠炀开启了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人生模式。其后，他攻取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奖学金公派赴英国利兹大学纳菲尔德国际卫生与发展中心留学，取得卫生管理、规划与政策专业硕士学位，并获“优等硕士”。至此，邹冠炀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公共卫生事业，他想把自己几年来刻苦钻研的公共管理和卫生管理专业知识更好地运用起来，把卫生系统工作八年积累的才干发挥出来，如此一来“人尽其才”，才能更好地服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经过再三考虑，邹冠炀决定走出 “舒适区”，从原单位辞职，一门心思地投入到英国利兹大学纳菲尔德国际卫生与发展中心领导的发展中国家大型研究项目中去，因为邹冠炀就“像小伙子爱上大姑娘一样”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工作。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国内到国外，邹冠炀不断突破自己，重塑自我，在为公共卫生事业服务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尽管人生路在变化，但，不变的是他的一颗“不是医者，胜似医者”的仁心”以及 “公行天下、卫戍健康”的初心。而邹冠炀也有所感慨，他之所以能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奉献和强大支持；正是他们在负重前行，他才有追求事业的“岁月静好”。 

 邹冠炀认为，做学问、做研究不能搞“关门主义”，“闭门造车”没有意义，作为学者“写点文章，出点书，满足一下个人的成就感”可以理解，但在求学、做研究时要“开眼看社会”，尤其是人文社会管理学科的研究要最大程度体现它的社会价值，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在实际工作中，邹冠炀不做“键盘侠”，他坚持走进社会、走进卫生系统、走进社区，带着问题寻找“源头活水”。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工作手段，就像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的足迹踏遍了许多省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县级疾控中心、医院到穷乡僻壤的村卫生所，与大量的基层疾控、医务人员、居民和患者开展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说英国的老师曾经称他为“field academic”(“现场研究学者”)。

“如何通过实施性研究来影响政策？”是邹冠炀做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 “我希望我所做的学术研究能够与政策制定相结合，不然发表文章给别人看，可是身边的问题却解决不了。”近期，邹冠炀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展关于卫生系统韧性建设的研究，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当下，如何在疫情防控与满足老百姓的日常医疗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实施性研究”的英文叫Operational Research，与传统的学术研究相比，前者更注重实用性与转化性。“比如我们原来英国资助的项目在浙江省开展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社区预防研究，我们在一开始就邀请当地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参与到我们的研究当中，共同设计、实施和评价，目的是最大限度促进政策成果转化；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一线的疾控和医务人员也跟我们学习怎样做研究、如何更好地改善预防策略，慢慢影响与改变卫生系统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最后落实到老百姓身上，让大众受益。”

在2008到2018年的十年里，邹冠炀所从事的英国项目先后在中国和非洲开展传染病和慢病防控的实施性研究工作。他们的团队通过开展实施性研究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疾病控制的服务提供，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行可用的卫生政策和实践。把国际卫生政策和研究成果转化为发展中国国家可行可用的手册和指南，帮助发展中国家试点、推广；总结国家疾病控制的典型经验，把研究成果展示给各国同行，进而影响国际卫生政策。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古至今，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良心。作为一名高校的学者，邹冠炀认为学者、医者不论处在何种位置，都要有一种心怀“国之大者”的基本情愫，这种情愫里装着国家、装着人民、装着社会，是“清醒的”，而不是“沉睡的”。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肆虐全球，给世界造成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人类正在打一场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之战。在这种大背景下，邹冠炀不忘初心，心里装着人民健康，扎实做好调查研究，为疫情防控工作积极建言，努力寻找一个个科学合理的“良策”。他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多篇决策咨询参考报告，提出了加强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常态化防控、加强发热门诊建设、筑牢机场疫情防线、构建中国特色卫生防疫制度、提升中医特色新发传染病应急救治能力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被《南方智库专报》等内部刊物采纳收录，并获得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领导的批示和关注，为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邹冠炀说，“在公共卫生健康危机中，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归人’，而不仅是过客或看客”，“只有大家都发挥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才能真正应对好危机。”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曾说过，“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各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已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邹冠炀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世界大同”等理念一脉相承。不管在当前还是未来，构建良好的、有序的、安全的公共卫生环境已是刻不容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病毒无国界”，只有坚定信心，跨国界、跨部门、多学科、多领域齐心协力、团结应对，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鸿沟，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凝聚起战胜传染病的强大合力，携手赢得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维护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家园。全球健康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密切相关的。

 谈起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广东省援外医疗队选派管理工作，邹冠炀认为这段经历很有意义，更是他人生的宝贵财富。他说，从各省派出的援外医疗队都叫“中国医疗队”，广东省的援外医疗工作不仅仅代表着广东省，更代表着国家，每每谈到这个事情都能激起邹冠炀深深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他认为通过援外医疗，有利于我国医药卫生包括中医药事业在亚非拉地区的传播发展，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还能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可谓是“一举多得”。  

近些年来，邹冠炀一直在从事非洲卫生系统的研究工作。比如西非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塞拉利昂，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这个国家曾经历十年内战，2014年又遭遇埃博拉疫情重创，卫生系统几近崩溃，目前还处在卫生系统重建时期，那里的老百姓人均寿命只有五十来岁。当前这个国家还面临传染病的巨大威胁，而慢病悄然成为“沉默的杀手”。他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合作在塞拉利昂开展慢病防治体系研究。邹冠炀发现，那里的传统医学与“巫医”相结合，在疾病防治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多少有些 “儿戏”。2019年邹冠炀采访了塞拉利昂北方省的一名传统医学会的会长，这位会长跟他介绍说，他可以通过看病人的眼睛来诊断病人是否患了高血压，且“诊断”出来的概率是20%；对于诊断出来的病人，他会带到乡村的灌木丛里祭拜，然后在附近找草药来治疗。对于这种民间医生的诊疗方法，虽然我们觉得很“荒谬”，但是当地的很多老百姓都愿意相信，所以这种看病的方式一直都存在，而且费用还非常高，病人往往到最后治不好或病情加重的时候，才选择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这种“民间疾苦”对邹冠炀内心的触动非常大，还有每每看到非洲百姓对中国人投来热情友善的目光，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邹冠炀团队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提升当地社区医疗机构的慢病诊治管理能力，改善老百姓的认知和防治意识，逐步改善他们的健康行为，同时也促进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与民间医生的合作，促进双向转诊，减少病人的病情延误。他说，看到他们与当地合作开发的《社区高血压糖尿病管理手册》得到了塞拉利昂卫生部慢病司的高度认可，感到很欣慰。邹冠炀还特别提到，那里的民间医生非常崇拜中医，中医在他们心中就是“No.1”，一听来自中国，就非常兴奋。邹冠炀也因此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加大与非洲传统医药的交流合作，为解决非洲缺医少药的问题贡献“中国经验”和 “中国方案”。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思路决定出路”，从写论文的角度出发，邹冠炀表示应该培养主动关注新事物的能力，“学术无国界”，他鼓励大家培养国际化的视野，关注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以更宏观的视角学习新事物。就文献阅读而言，邹冠炀注重“背景阅读”与“精读”相结合，“所谓背景阅读，就是了解本领域的研究进展，至于精读，主要学习国际期刊论文中创新的研究理念、思路和研究方法等”。

 培根在《论读书》里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人的天性像是野生的花草，读书像是修剪移栽。一个没有目标没有重点盲目读书的人，最终只能成为书的奴隶。” 邹冠炀认为，“我们不能为了看文献而看文献、为了读书而读书，读书不是社交上的赶时髦，我们不能成为书本或论文的奴隶，应该思考——我需要什么知识，这个知识可以怎样为我所用。”在国外的多年学习经历，使得邹冠炀反思国内教育，他愈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思考以及“think out of box”的能力。他还提到英国的博士教育十分注重培养和挖掘博士生未来从事科研的“领导和管理潜能”。“做科研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要学会项目的组织协调管理，写论文学会谋篇布局，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学会学术交流和沟通。”